[15] 江必新、梁凤云：《最高人民法院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43页。

[11] 相关文献的梳理，参见 Xingyuan Feng,Christer Ljungwall,Sujian Guo,Alfred M.Wu,Fiscal Federalism: a refined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2,No.82,2013,pp.573–593. [12] 美国经济学家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和施莱弗（Andrei Shleifer）认为掌握强大的财政权力使得中央政府有能力去奖励和惩罚地方政府，这防止了地方政府被私人利益俘获以及寻租行为。按照宪法相关条款，地方政府如果在行使其职权的过程中违反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的国民经济发展等事项，是违反宪法的。

[21] 作者认为，在医疗、教育等财政负担的央地分担问题、地方为争取中央政府拨款而推动项目建设的环境成本问题、中央政策变迁带来的地方收入减少问题等央地关系问题层出不穷的今天，只有抓住中央政府的财政权力的合宪性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在本文下一部分，我将从项目制的具体运行的实践来考察中央财政权力的合理界限。这里明确事权是对地方政府行使的职权的承认和进行明确、具体、制度化的授权又一次确认。这里的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可以理解为中央政府对划归地方事务的事项的明确、具体、制度化的授权。当地方政府无法通过无需谈判的一般转移支付获得财政预算资金时，就必须依赖于专项转移支付。

对中国80、90年代单一制背景下的地方财政权力的实际运作，何梦笔（Herrmann-Pillath）、蔡欣怡（Kelly Tsai）、钱颖一、温格斯特、蒙特诺拉等学者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要对中央政府的财政权力进行合理约束，那么这三个选项应当从中央政府权力中予以排除，从时间上看应通过立法的方式保证以下三点的实现： 其一、中央政府的一般转移支付应足额。[40] 因此，包括同意权、撤回权、知情权、反对权、查询权、删除权等在内的一整套个人信息权利，其主要适用对象乃是民事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领域中的利用个人信息行为。

算法还可能设置为，用户通过搜索任甲玉而打开的网页高频出现陶氏一词，积累到一定数量，这一组合即出现在下拉框中。[60] 由于互联网存档具有重大公共价值，且其不属于对当事人进行新闻聚集，故当事人的人格保护应让位于信息自由，互联网上的旧报道原则上应允许其以原貌存在。在美国案例迪亚兹诉奥克兰论坛报案中，原告曾接受变性手术的隐秘事实为媒体所披露，[43]法院衡量之下，判给原告77.5万美元赔偿。而以所谓画像权为名禁止搜索服务提供基于姓名的搜索结果列表，则值得商榷。

该指令第6条(1)(c)到(e)规定，即使最初是合法地收集的准确的数据，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其逐渐不符合最初收集处理的目的，也属于超出了目的。[63]这种画像行为要预先得到被画像者的同意。

那么，被遗忘权和删除权在《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中到底是两项权利还是一项权利。总体来看，《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草案)》中的被遗忘权条款包含两项内容，一是对《个人数据保护指令》中既有删除权规定的细化和发展，二是对该条例中既有的限制数据处理权的澄清。[31]这一机制在欧盟一些成员国已经运用于刑事和治安记录。[9]201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第8条规定，公民发现泄露个人身份、散布个人隐私等侵害其合法权益的网络信息，有权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删除有关信息。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17417号。新规则将于2018年5月25日取代欧盟《关于个人数据处理及其自由流动的个人保护第95/46/EC号指令》(Directive 95/46/ECon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Such Data，下称《个人数据保护指令》)，成为欧盟在智能互联时代有关个人数据保护的新宪章。《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第12条(c)规定，如果数据控制人将从数据主体处收集的信息又披露给第三人，那么他在自己删除的同时，还有义务将删除要求通知给第三人。有鉴于此，OECD指南就个人信息保护提出了八项原则，即收集限制原则、数据质量原则、目的特定原则、使用限制原则、安全保障原则、公开性原则、个体参与原则和责任承担原则，这些原则随即成为国际公认的立法范式。

到目前为止，针对互联网搜索服务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仍然是通知—取下规则和以红旗标准为代表的过错赔偿责任。此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披露个人信息，决定于公共利益的需要，须考虑所报道事件的公共属性、信息的时效性和报道对当事人将会造成的影响。

公众了解原告先前的工作经历，并非只有娱乐消遣用途，而是与其能否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作出决策密切相关。换言之，通常的姓名搜索可能不会将任甲玉与陶氏一同出现的网页放在搜索的靠前页面，而设置关键词组合(包括自动设置)则会达到这一效果。

日常生活中，某人与某人见面，自会根据彼此间言谈举止相互形成一个印象，这就是画像。如果放在旧报道页面上的文字因为过上一段时间或基础情况发生了变动就不得继续存在，如果媒体有义务不断地对存在网站上的全部报道进行合法性审查，意见自由和媒介自由就被不合理地限制了。因此，本案所涉问题和冈萨雷斯案并不相同，冈萨雷斯案中的被遗忘权问题是原告能否要求移除针对特定网页所设的链接，本案则是要求不得在下拉框中生成搜索关键词，要处理的对象实际上是搜索服务商的算法设置，构成被遗忘权的新问题。将旧报道置于互联网存档具有重大公共价值，且不属于对当事人进行新闻聚焦，故个体人格保护原则上应让位于信息自由。第一个问题涉及旧报道上网的合法性。[20] 同样令欧盟立法者不安的，是互联网上个人信息泛滥背景下搜索引擎的强大能力。

可辨别包括可以通过特定信息直接或者间接辨认，尤其是通过身份证号码，或者其他一项或者多项特定的身体、生理、心理、精神、经济、文化或者社会的特征加以辨认。(二)如何看待搜索服务 欧盟法院提出之理论的新意在于源网址有权保留其内容，对源网址设立的姓名搜索链接则应删除，所以如此，乃因搜索服务商为数据控制人，[66]其行为因而落入《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的规制范围。

爬虫程序所浏览的网页是向搜索引擎开放的，此时，搜索引擎有权假定信息的抓取已经得到了被搜索网站的同意。而被拒绝的人中向本国主管机关提起申诉者不超过2%，在至少10个国家里，甚至低于1%。

从要素衡量的角度，首先是看当事人卷入的事件有多强的公共属性。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较为零散的美国，其商务部于2012年提出《消费者隐私权法案》，其中列举的原则与OECD指南并无二致。

因此，应对与个人数据有关的隐私保护问题成为当务之急。[28] (三)《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中被遗忘权条款的问题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照顾互联网上个人信息保护的特殊性而以被遗忘权之名作出的制度设计，是否与立法者的期许相匹配呢？如前文所述，被遗忘权的制度设计尤其考虑了社交网站上的个人信息公开问题，发明了反悔的权利。即便如此，这一措辞还是取消了《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对第三人有明确指向的好处，同时又增加了法律的模糊性。一旦排名靠前的股东出售股票，使他跃升为公司第十大股东，他的相关信息就变成了应当公开的信息。

这首先是由于视觉效果以及图片和声音的结合，尤其是由于电视报道的传播广度。[3]任甲玉诉百度公司名誉权纠纷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17417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一中民终字第09558号。

[17]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2.0时代到来，社交网络席卷世界，普通人在网络上展现自我成为司空见惯之事，包括文字、图片、音视频在内的海量个人信息不断出现于网络，理论上可恒久存在。这一决定权首先受到如下情况的威胁，做出决策不再像以往那样去翻找人工制作的卡片和文件，而是借助自动化的数据处理，从技术角度看，某个人的个人情况记录可以无限制地存储，在任何时候不限物理距离地加以调取。

[4]《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将有关个人数据处理的诸项原则统一规定在第5条，其1(d)规定，对不准确的信息应及时删除或更正。[15]《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17条第3款规定对个人数据权利的限制，也就是例外条款，分别是：(1)行使表达自由和信息自由的权利。

此即所谓默认删除的隐私保护设置规则。在侦查机关依法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提供特定个人信息已经不是同意与否的问题，而是应予履行的义务。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措施予以删除或者更正。[14]早在1970年，欧洲委员会议会全体大会在第428号决议《大众传媒与人权宣言》第16条中已经将隐私权定义为受最小干涉的个人生活的权利，前述德国联邦宪法法院1983年的判决则第一次提出了个人信息的自我决定，《个人数据保护指令》正是基于这一自治理论设计了一整套个人数据保护机制。

[16]2012年欧盟最初公布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草案)》第17条的标题为被遗忘和删除权。因为，欧盟法院强调了姓名搜索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却未提及此类搜索之于信息社会的重大价值。

[59] 2017年1月，日本最高法院亦就一个被遗忘权案件作出终审判决，推翻了下级法院关于原告享有删除旧报道链接之权利的判决。这些片段重新组合成的画像经常是芜杂的，[21]从而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与此类似的是，当事人要求媒体不得报道其多年以前曾公开过的经历，其实质同样是主张自己的过往能被遗忘。[24]第二部分内容是数据控制人的通知第三人义务，这一部分是对《指令》第12条(c)的改造。